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4年12月8日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7年5月27日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本市妇女的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发挥妇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依法保障妇女的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公民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妇女权益保障工作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男女平等；
（二）依法保护妇女特殊权益；
（三）教育与惩罚相结合；
（四）建立、完善妇女社会保障制度。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妇女权益保障工作。
市、区、县人民政府成立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下设办事机构，配备专职工作人员，提供工作经费。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成立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配备工作人员，提供工作经费。
民政、公安、劳动、人事、社会保险、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卫生、计划生育、工商和司法行政等部门以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保障妇女权益。
第五条 各级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管本办法的实施，履行下列职责：
（一）讨论、决定妇女权益保障工作的重大事项；
（二）督促、检查、协调妇女权益保障工作；
（三）表彰、奖励在妇女权益保障工作中成绩显著的组织和个人；
（四）其他应当由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履行的职责。
第六条 本市各级妇女联合会代表和维护各族各界妇女的利益，发挥社会监督职能，支持、协助各级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维护妇女的权益，有权向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有权支持受侵害的妇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及其他社会团体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维护妇女的权益。
第七条 妇女应当自尊、自信、自立、自强，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妇女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履行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义务。

第二章 政治权利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
第九条 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应当重视选拔妇女担任领导干部，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对女干部的培养。
各级妇女联合会及工会女职工委员会等团体会员可以推荐女性领导干部。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应当重视妇女组织的推荐意见。
第十条 各单位职工代表大会的女代表比例应当与本单位的女职工比例相适应。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同级妇女联合会、工会女职工委员会的工作。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应当重视本单位妇女组织的工作，为妇女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十二条 政府有关部门在制定涉及妇女利益的重大计划、政策措施时，应当通过适当方式听取同级妇女联合会和工会女职工委员会的意见。
企业、事业单位在制定规章制度或者研究涉及女职工的劳动保护、生活福利、社会保险等事项时，应当听取本单位女职工委员会的意见。
第十三条 各单位制定的规章制度，不得含有歧视妇女的内容。

第三章 文化教育权益
第十四条 学校和有关部门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女性在入学、升学、毕业分配、取得学位、出国留学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学校不得提高女学生入学的标准。
学校应当根据女学生的特点进行心理、生理、卫生、保健教育，提供必要的卫生保健设施。
学校应当加强男女平等的教育。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劳动、人事、教育等部门和社会团体兴办适合女性特点的职业教育事业。
各单位应当有计划地对女职工进行上岗、在岗、转岗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女职工的素质。
第十六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应当重视培养女性专业人才，保障妇女从事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专业活动的权利，并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扫除妇女中的文盲、半文盲工作。扫盲工作由有关教育部门组织实施。

第四章 劳动权益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通过多种途径为妇女劳动就业创造条件，鼓励各单位招聘、录用中年妇女再就业。
各单位在招工、招聘时，除国家规定不适合妇女从事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妇女的录用标准。
报刊、电视、广播以及其他新闻媒介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传播限制妇女就业的招工、招聘启事。
第十九条 各单位应当保障女职工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益，不得因性别原因侵害女职工的劳动权益，不得任意辞退女职工。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女职工的劳动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
（二）患病或者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三）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内的；
（四）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的。
各单位应当严格考核制度，不得以年龄和性别的原因裁减女职工。裁减女职工应当依照有关规定的程序进行。
女职工退休年龄依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执行。
女职工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可以依法申请仲裁。
第二十条 男女实行同工同酬。
在晋职、晋级、评定专业技术职称，分配住房和享受其他福利待遇等方面，各单位应当坚持男女平等，不得歧视妇女。
第二十一条 各单位应当执行国家和本市有关女职工劳动保护的法律、法规，保障妇女在工作和劳动时的安全和健康。
女职工产假期间的工资不得低于其原工资性收入；按有关规定享受的产前假、哺乳假期间的工资不得低于其原工资性收入的百分之八十；调整工资时，产前假、产假、哺乳假视作正常出勤。
女职工享受前款规定的产假、哺乳假后立即上班的，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其相应的工作岗位。
各单位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对本单位女职工定期进行妇科病、乳腺病的查治。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逐步建立与完善妇女生育社会保障制度。

第五章 财产权益
第二十三条 夫妻对共有财产享有平等的权利。不得以妇女无劳动收入、劳动收入少等理由非法限制、剥夺妇女的财产权。
第二十四条 夫妻离婚时，应当根据照顾女方和子女权益的原则合理分割夫妻共有财产，不得因女方劳动收入少或者无劳动收入而少分或者不分财产给女方；禁止隐匿、侵吞、变卖、转移或者毁损夫妻共有财产。协议离婚的，由双方协商解决。
第二十五条 农村妇女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口粮田、责任田和宅基地的份额。妇女结婚、离婚后，其口粮田、责任田和宅基地应当受到保障。土地被征用或者使用时，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第二十六条 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财产继承权。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缺乏劳动能力的妇女应当给予照顾。
丧偶儿媳对公、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公、婆的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权不受其子女代位继承的影响。
丧偶妇女有权处分继承的财产，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干涉。

第六章 人身权利
第二十七条 妇女的生命健康权不受侵犯。禁止下列行为：
（一）对胎儿进行非医疗需要的性别鉴定和非法堕胎；
（二）胁迫或者诱骗女性未成年人表演恐怖、残忍节目，摧残其身心健康；
（三）对家庭中女性成员施行暴力；
（四）虐待、遗弃、残害妇女。
第二十八条 妇女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下列行为：
（一）以恋爱、征婚、招聘为名或者用其他方式玩弄女性；
（二）非法搜查妇女的身体；
（三）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限制、剥夺妇女的人身自由；
（四）绑架或者拐卖妇女。
第二十九条 妇女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下列行为：
（一）在影视、音像、广播、书籍或者报刊等传播媒介中进行有损女性尊严的宣传和活动；
（二）在广告、装潢、招贴中含有歧视或者侮辱女性的内容；
（三）宣扬或者散布妇女的隐私；
（四）未经妇女本人同意，以营利为目的在商标、广告、出版物、橱窗装饰以及其他场合使用妇女的肖像；
（五）侮辱、诽谤妇女。
第三十条 禁止卖淫、嫖娼。
禁止雇佣、容留妇女与他人进行猥亵活动。
禁止引诱、容留、介绍妇女卖淫。
禁止组织、协助组织、强迫妇女卖淫。
禁止为前四款所列行为提供场所或者其他条件。

第七章 婚姻家庭权益
第三十一条 妇女的婚姻自主权不受侵犯。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干涉妇女结婚、离婚的自由。
夫妻在办理离婚期间，男方不得侵害和限制女方的人身权利和行动自由。
婚姻关系解除后，男方不得以任何借口纠缠女方。
第三十二条 妇女有依照国家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
女方依照计划生育的要求中止妊娠的，在手术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女方提出离婚，或者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不在此限。
第三十三条 父亲死亡、丧失行为能力或者有其他情形不能对未成年子女履行监护职责的，任何人不得干涉母亲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
任何人不得剥夺离婚妇女对其子女的探视权。
第三十四条 维护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禁止下列行为：
（一）有配偶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其建立恋爱关系，妨害一方或者双方婚姻家庭关系；
（二）非法同居；
（三）重婚。
第三十五条 夫妻离婚时，双方对子女随哪一方共同生活发生争议，有下列情形之一，而且子女随母亲生活对成长无不利影响的，应当优先考虑女方的要求：
（一）子女在两周岁以下的；
（二）女方已做绝育手术或者因其他原因丧失生育能力的；
（三）子女随母亲生活时间较长的；
（四）女方无其他子女，而对方尚有其他子女的；
（五）男方有严重品行问题，子女随父亲生活对成长不利的；
（六）有其他应当优先考虑女方情形的。
第三十六条 夫妻共有的房屋或者共同租赁的房屋，离婚时应当根据照顾女方和子女权益的原则协议解决，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夫妻离婚时，女方无房居住的，男方有条件的应当帮助其解决。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妇女权益受到侵害时，有权要求有关主管部门处理，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有关部门或者人民法院不得推诿、拖延。有关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压制或者打击报复。
妇女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予以保护。公安机关接到要求后应当立即采取措施。公安机关不采取措施的，受侵害妇女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妇女权益受到侵害时，有权向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妇女联合会、工会女职工委员会投诉，以上组织有权要求有关部门或者单位查处。
第三十八条 侵害妇女权益的行为，证据确凿，因果关系明确，侵权行为人所在单位不予处理或者处理不当的，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有权对侵害妇女权益行为人的所在单位发出督促执行书。有关单位应当自接到督促执行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执行并作出答复。逾期不执行也不作出答复的，
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有权督促其上级主管机关责令其执行。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由行为人所在地区、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员予以批评教育或者行政处分。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侵害妇女权益，应当予以行政处罚的，由各主管部门分别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侵害妇女权益，造成财产或者其他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或者承担其他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第二十八条第（二）、（三）、（四）项、第三十条第三、第四款、第三十四条第（三）项，以及违反本办法其他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的行为人以及被害人不服行政处分的，可以依法向上一级主管部门提出申诉。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自1995年3月8日起施行。
1990年2月15日上海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上海市妇女儿童保护条例》同时废止。



1994年12月8日
上海× × ×经营服务总公司诉上海× × 商业房产公司股权确认纠纷案



注：
1、本文作者唐青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北京中伦金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主攻公司法。擅长办理公司法律业务，包括公司设立；公司并购重组；公司合并、分立；公司股权变更、分割；公司股权诉讼；股东权益保护等。联系方式：lawyer3721@163.com，13366687472（北京）。
2、本文摘自《新公司法理论与律师实务》（项先权博士主编，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出版）。

【案情简介】

原告　上海× × ×经营服务总公司，住所在上海市常德路500号。
法定代表人　严振芳，总经理。

被告　上海× × 商业房产公司，住所在上海市华山路303弄5号。
法定代表人　归林祥，副经理。

被告　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在上海市张杨路655号707室。
法定代表人　顾家栋，总经理。

第三人　上海× × 商楼，住所在上海市华山路301号。
法定代表人　顾德明，经理。

上海市饮食服务公司× × 区服务公司(以下简称服务公司，后变更为本案原告)下属正章洗染工场租赁部位为华山路307号全幢公房。1987年12月26日，经上海市人民政府财贸办公室批准，由服务公司与上海市× × 区贸易投资总公司(以下简称贸易公司，后变更权利义务承受者为本案被告× × 公司)在华山路303弄联合建造“× × 综合服务楼”。1988年3月2日，× × 区人民政府财贸办公室批准将“× × 综合服务楼”定名为“白玉兰饭店”。随即，服务公司与贸易公司联合组建了“白玉兰饭店筹建处”。1988年7月7日，× × 区房产管理局与白玉兰饭店筹建处签订了《拆房、建房协议书》，该协议书规定：白玉兰饭店筹建处的拆房范围为华山路299号、303弄2号、307号，在华山路303弄处建造白玉兰饭店(该处建成后重新编号地址为华山路301号)，将原华山路303弄移至华山路307号处。1988年8月6日，服务公司与贸易公司签订了“关于动迁上海市× × 区服务公司正章洗染工场补偿费的协议”，规定贸易公司给付服务公司补偿费80万元。1988年8月11日，× × 区人民政府财贸办公室根据服务公司、贸易公司的申请，就白玉兰饭店项目，向市政府财贸办公室申请年度贷款。1988年9月30日，上海市城市建筑规划管理局向白玉兰饭店筹建处颁发了建筑工程执照(1989年6月20日申请延期获批准)。1989年6月，建设银行向白玉兰饭店筹建处两次放贷计125万元(一次60万元，一次65万元)。嗣后，× × 区人民政府与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后变更为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以下均简称为外服公司)洽谈，引进外服公司参与白玉兰饭店投资。因外服公司坚持要求× × 区用一家企业名义与之合资，故区政府决定由贸易公司出面与外服公司签订“白玉兰饭店”合同书。1989年8月 24日贸易公司与外服公司签订联合投资经营白玉兰饭店的合同，该合同规定项目总投资约600万元，贸易公司投资240万元，占40％，外服公司投资360万元，占60％；联营期间的盈利，由双方对半分成，即各得50％，亏损亦由双方各半承担；贸易公司负责工程筹建，外服公司负责做好营业前的准备工作；联营期限为15年。同日，双方还签署了白玉兰饭店章程，该章程规定：董事会由6人组成，双方各派3人，董事长由贸易公司委派，副董事长由外服公司委派；设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各一人，总经理由外服公司委派，副总经理由贸易公司委派。因服务公司对区政府的行政决定有异议，故× × 区人民政府财贸办公室于1990年4月召集服务公司、贸易公司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规定：白玉兰饭店合同中属于贸易公司一方应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由服务公司、贸易公司共同享有和承担；在贸易公司应向白玉兰饭店投资的240万元中，已投入的贷款125万元，由服务公司、贸易公司共同偿还，并支付利息，各承担50％；其余115万元，除去动迁补偿费60万元之外，尚缺 55万元，由服务公司投资20％，即11万元，贸易公司投资的80％，即44万元；贸易公司拥有白玉兰饭店50％的房产权，利润由服务公司、贸易公司各得一半，亏损亦由双方各半负担；贸易公司从白玉兰饭店分得的利润应先用于归还贷款，还清贷款本金和利息后的利润由双方各半分配。1990年10月20日，贸易公司、外服公司联合发出《“白玉兰饭店”首届董事会人员组成决定》，该决定抄送服务公司，服务公司委派的毛申媚为董事会人员之一。1990年12月25日，贸易公司与外服公司共同向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联营企业(即前述白玉兰饭店)登记注册，并定名为上海× × 商楼。经中信实业银行上海分行验资，注册资金640万元，外服公司实际投资384万元(其中货币资金24万元，房屋设备360万元)，贸易公司实际投资256万元(其中货币资金16万元，房屋设备240万元)。上海× × 商楼营业后，自1992年起获得利润，直至1997年度，贸易公司与外服公司按× × 商楼章程规定的比例领取了各自的收益，贸易公司亦按与服务公司的协议，与服务公司共享了× × 商楼的收益。1998年9月，上海× × 商楼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 × 公司，分别要求其返还钱款、返还房屋参建款。原告担心其在× × 商楼的权益受损，于1998年9月1日起先后向外服公司、× × 公司发函，要求尽早解决其在× × 商楼中的法律地位问题，并请求× × 区经济贸易委员会出面协调解决上述历史遗留问题。1999年3月25日，× × 商楼董事会以“受× × 公司债务影响”、“× × 商楼各项实施陈旧需要改造”为由，决定1998年度利润暂不分配。为此，原告于1999年6月25日向本院起诉，要求确认其在× × 商楼的股权。
　　原、被告主体变更情况如下：①1992年12月30日，× × 区人民政府财贸办公室决定，撤销行政性的服务公司，建立本案原告× × ×公司(由原服务公司下属百乐服务公司变更而来)，原服务公司下属企业归属× × ×公司，并将上海× × 商楼列为原告× × ×公司的对外联营体。②1992年6月2日，经× × 区人民政府批准，在贸易公司从事商业网点和住宅开发业务基础上建立被告× × 公司，1993年3月5日，× × 区人民政府财贸办公室、贸易公司、× × 公司共同致函外服公司，告知贸易公司在× × 商楼的权利义务一并划转给× × 公司。③1996年12月20日，经上海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批准，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改制为被告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上述三企业变更后，均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

【诉讼请求及答辩】
原告× × ×经营服务总公司请求法院确认被告× × 公司持有的上海× × 商楼中40％股权的一半属原告所有，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被告× × 公司辩称：原告诉称属实，因本公司自始至终维护原告在上海× × 商楼的权益，亦对原告之诉请无异议，故不应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外服公司辩称：上海× × 商楼系本公司与被告× × 公司共同投资的联营企业，无论上海× × 商楼的公司章程，还是工商登记的股东名册中均无原告之名。至于原告诉称的事实，只反映了原告与被告× × 公司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而对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原告不能据此取得上海× × 商楼股东的地位。现行法律法规明文规定以工商登记为准，且原告在1998年前从未主张过其在上海× × 商楼的法律地位，现已超过诉讼时效，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之诉。
　　第三人上海× × 商楼诉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若被告× × 公司欲将其在本公司股权的一半转让给原告，则原告应承担被告× × 公司对本公司债务的一半。
原告× × ×公司与被告外服公司、第三人× × 商楼争议的事实是：原告是否属× × 商楼的投资人(股东)、是否履行了出资义务?
　　1．原告主张其是× × 商楼的投资人(股东)之一，并履行了出资义务，为此向法庭出示了以下证据：
　　(1)1990年4月× × 区政府财贸办公室鉴证的由服务公司与贸易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明文规定贸易公司在× × 商楼的权利和义务，由服务公司与贸易公司各半享有和承担，× × 商楼1997年度工商年检报告“出资情况”一栏记载有“外服公司实缴出资额456万元”、“× × 公司实缴出资额152万元”、“× × ×公司实缴出资额152万元”。原告以上述证据证明× × 公司在× × 商楼的股权中一半属其所有。
　　(2)1989年6月7日建设银行《核定贷款指标通知》“核定指标”为60万元，“主管单位”为服务公司；1989年12月12日建设银行《核定贷款指标通知》，“核定指标”为65万元，“主管单位”虽为× × 区财办，实际使用是原告的贷款额度，被告× × 公司亦予承认，原告与被告× × 公司经核对会计帐目后，于2000年1月6日共同签署了《关于对× × 商楼投资及投资收益》的情况说明：(一)原告投资总额为 152万元，由华山路303号地块动迁补偿费30万元、1988年11月23日付给白玉兰饭店1万元、1988年11月23日付给白玉兰饭店19万元及由原告用× × 商楼1992年至1995年利润还前述贷款105万元组成；(二)原告共计收到被告× × 公司付给的× × 商楼利润512639．03元。原告以上述证据证明其已向× × 商楼履行了出资义务，并取得投资收益。
　　(3)1990年10月20日贸易公司与外服公司联合发出《“白玉兰饭店”首届董事会人员组成决定》，该董事会中的毛申媚系服务公司委派人员，且该文还抄送了服务公司(即现原告)。1999年8月30日× × 区经济贸易委员会的《情况说明》亦称外服公司对服务公司参与投资建造× × 商楼的事实及全过程，事先是知情的。原告以上述证据证明被告外服公司和第三人上海× × 商楼对原告作为× × 商楼的股东之一的事实从一开始就是明知的。
　　2．被告× × 公司同意原告主张的上述事实，对原告出具的上述证据均予认可。
　　3．被告外服公司否定原告主张的事实，并对原告的证据作如下质证和抗辩：
　　(1)1990年4月服务公司与贸易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仅规定了贸易公司与服务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对被告外服公司不具有约束力。上海× × 商楼1997年度工商年检报告系被告× × 公司派遣人员所作，且该报告“出资情况”一栏记载的数额均是错误。为此，被告外服公司出具了× × 商楼的验资报告及1994年度、1995年度、1996年度、1998年度工商验资报告，这些报告对出资情况均记载为“外服公司384万元”、“× × (贸易)公司256万元”，无原告出资的记载。
　　(2)建设银行2份《核定贷款指标通知》中，“贷款单位”均记载为白玉兰饭店，即第三人× × 商楼，且还贷用的是× × 商楼的利润，故原告不能用此证据证明该两笔贷款系其投资。
　　(3)原告下属工作人员毛申媚系贸易公司推荐进入× × 商楼董事会的，应视作是贸易公司的派遣人员。《“白玉兰饭店”首届董事会人员组成决定》抄送服务公司，是考虑到服务公司曾与贸易公司联合投资建造白玉兰饭店，并作了前期工作的因素，且依据贸易公司的请求而为。
　　4．第三人对原告实施了向上海× × 商楼投资的事实予以否认，但未出具否定的证据。

【法院审理及判决】

法院认为，综合原告出具的服务公司与贸易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核定贷款指标通知》、原告与被告× × 公司共同出具的《关于对× × 商楼投资及收益的情况说明》、《“白玉兰饭店”首届董事会人员组成决定》中有原告工作人员和该文抄送服务公司以及× × 区经济贸易委员会的《情况说明》等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对× × 商楼具有隐名投资，被告× × 公司名下的股权一半属原告所有，且被告外服公司也是明知的。被告外服公司对董事会组成人员中有原告工作人员以及董事会组成决定书抄送原告的辩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但原告依据《核定贷款指标通知》上“主管单位”一栏记载为服务公司、× × 商楼1997年度工商年检报告以及用获取的× × 商楼利润还贷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合计投资为155万元，这一点被告外服公司的抗辩是充足的，即贷款主管单位不是贷款单位，1997年度工商年检报告与其他年度工商年检报告及验资报告均不相符，而原告关于其用105万元还款之说，与服务公司、贸易公司1990年4月的《协议书》约定相悖。被告外服公司提供的年检报告和验资报告前后一致，即外服公司投资为384万元，被告× × 公司投资256万元。综上所述，应当确认原告隐含于被告× × 公司名下的投资额为128万元。
原告作为上海× × 商楼的原投资者之一，在其以投资人名义实施筹建工作过程中，依据政府行政的决定，变更为隐含于被告× × 公司名下的实际投资人，该行为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实施前，并不违反当时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被告× × 公司、被告外服公司对原告隐名投资均是明知的，三方在此基础上，分别自愿签订了两份目标一致的合资协议，且各方均依约履行了投资义务和享受利润分配的权利，因此，不能简单地以隐性投资未经工商登记而否定原告的投资人资格，否则就违背了事实；同样，也不能简单地认为隐名投资为无效行为，否则就违背了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法律原则。被告外服公司明知原告对× × 商楼投资而予以接受，明知其向× × 商楼派遣董事、享受利润而不予阻止，应视为默认，现被告外服公司以服务公司与贸易公司的协议对其无约束力为由抗辩原告的投资人地位，本院不予采信。1998年9月第二人即× × 商楼与被告× × 公司发生诉讼前，被告外服公司、第三人× × 商楼对原告的实际投资人地位并无争议，不存在侵犯原告在第三人权益的行为或状态，而第三人× × 商楼与被告× × 公司的诉讼进入执行阶段后，出现了原告在第三人处权益受损的可能性，因此被告外服公司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原告主张权利，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起算的规定。综上所述，原告要求确认被告× × 公司名下的股权一半属其所有之说，应予支持。但具体数额，应以本院查明的事实为准。

【律师点评】
本案涉及到的是隐名股东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着隐名股东的现象，尤其是近年来因隐名股东引起的纠纷频繁发生。所谓公司中的隐名投资是指一方（隐名投资人）实际认购出资，但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或其他工商登记材料记载的投资人却为他人（显名投资人）的法律现象。
在公司法律实践中，对于公司中的隐名投资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法律关系：（1）隐名投资人、显名投资人与公司的法律关系。如果显名投资人根本就不存在，完全是虚构的，对于以显名投资人名义认购公司资本的情况，由于显名投资人不存在，因此在与公司的法律关系上，可以直接认定隐名投资人是股东。但是，如果显名投资人实际存在，此时如何处理上述关系，司法实践中对此存在两种看法：实质说和形式说，前者主张将实际投资人视为股东，而不论投资人以谁的名义认购公司资本；后者主张将名义上的投资人视为股东，而不论实际投资人是谁。我们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太过绝对，股东资格的确定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从稳定公司法律关系和保护善意股东的需要出发，如果隐名投资人未直接以股东的名义行使权利的，则以显名投资人为股东；如果隐名投资人已经直接以股东的名义行使权利的，则应认定为隐名投资人为股东。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如果隐名的目的是规避法律，以隐名投资人为股东将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在此情况下，如果作为其原因的瑕疵能够弥补，应继续承认其股东资格有效；如果作为其原因的瑕疵无法弥补，则隐名投资人的股东资格应为无效。（2）隐名投资人、显名投资人与第三人的法律关系。在隐名投资中，保护真正的权利人和保护善意的第三人是相互冲突与矛盾的。构建这一法律关系时如何平衡这一矛盾体是颇费思量的事情。不过在保护交易安全已成为现代民商法的整体发展趋势的情形下，我国公司法修改之时，顺应了这一发展趋势，以保护善意第三人为价值取向。新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