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职能与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分离
若干问题研究

　　　　　　　　 陈 儒


内容提要　检察活动管理方式行政化，使检察职能与检察院内部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发生交叉、混合，造成了行政管理职能对检察职能的侵入和侵浸，掣肘了法律监督职能的充分发挥。实现检察职能与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分离，必须坚持协调、高效、精减和渐进的原则，以强化检察权的司法性、实现检察官的内部独立性为核心目标，改革检察业务管理，引入司法管理方式，从而改变检察活动中单纯行政管理方式，还原司法管理方式，实现检察活动的司法化，保障检察监督职能有效行使。
关键词　行政化　检察职能　行政管理职能　检察官独立性　职能分离

正文
　　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法律监督职责。检察机关在履行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能时，也总要履行与法律监督有关的司法行政管理职能。但是由于当前我国检察活动管理方式行政化弊端的存在，使司法行政管理职能侵入、侵蚀了检察职能，造成了检察制度的变形，影响了检察机关检察职能的充分发挥。只有将检察职能与行政管理职能分离，才能还原和实现检察活动的司法性。因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改革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和人财物管理机制，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本文拟就“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分离”的内在动因、核心目标、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及主要途径等若干问题试陈管见，以求教于大方之家，并期有裨于检察改革和司法实践。

一、检察活动管理方式行政化
-----检察职能同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的肇因
（一）检察权性质的准确定位是实现检察职能同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的认识基点
检察权性质的准确定位是检察理论研究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它决定着检察改革的方向，也构成检察改革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撑。实行检察职能同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也必须以此为认识为基点，只有正确理解检察权的性质并予以准确定位，才能深刻认识检察职能同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的内在动因，并采取行之有效的分离措施。
对于检察权性质，目前学术界存在“行政权说”、“司法权说”、“双重属性说”和“法律监督权说”之分歧。“行政权说”从检察权具有的主动性、国家代表性、命令性和执行性特征上，认为检察权是行政权的一部分，检察官是行政官；“司法权说”认为检察权与审判权具有“接近度”，检察官与法官具有“近似性”，检察官虽非法官，但“如同法官般”执行司法领域内的重要功能，在有些国家，检察官被称为“站着的法官”；“双重属性说”认为检察权具有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双重属性，但在体制上应将检察权定位为司法权，检察官定位为司法官；“法律监督权说”将检察权作为独立于司法权和行政权的第三种国家权力，是按照法律规定的范围和程序对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实行监督的法律监督权。
笔者认为，仅从其权力特点和行使方式的角度分析，检察权无疑具有司法性和行政性双重属性。但定位我国检察权性质，不仅要从权力本身发展的共同性规律出发，还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实践，尤其要从我国的宪政体制和司法体制出发进行“应然性”分析，也就是说，必须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集中制”来解释我国检察权的性质和特征，而不应以“三权分立”学说作为“应然性”的依据来给我国宪法所确立的检察权定性，从而墨守司法权只是审判权的成规，否认检察权是司法权。根据我国的宪政体制及司法体制，我国宪政意义上的“司法权”就是审判权和检察权的统一。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我国检察权在基本性质上是法律监督权，在国家体制上仍属于司法权，在行使方式上具有司法与行政的双重属性。因此，对检察活动的管理模式就应既不同于行使行政权的行政机关，也应有别于行使审判权的法院，而应根据检察权的性质和特点，按照司法规律，以司法管理方式管理检察活动。
（二）违背司法规律，检察活动管理方式行政化，是检察职能同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的肇因
但是，检察制度在新时期重建以来，并没有按照司法规律建设检察机关，也没有按照司法管理方式管理检察业务，而是把检察机关视为行政机关，用行政机关的管理方式管理检察活动，形成了检察机关内部管理方式的行政化，造成了检察职能同内部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的相互错位，影响了检察职能充分发挥。
1、检察活动管理方式行政化的涵义及形式
所谓检察活动管理方式的行政化，是指违背检察机关和检察权的性质和特征，按照行政体制的结构和运作模式建构和运行检察活动。它和法院的行政化共同构成我国的司法行政化问题。法院的行政化问题，众多学者俱已做过详细论述，而关于检察院的行政化问题，因对检察权及检察机关的性质在法理上一直没有澄清，且检察权在行使方式上确具司法性和行政性的双重属性，学者鲜有专门论述。同法院的行政化一样，检察院的行政化，也包括外部行政化和内部行政化。外部行政化表现在国家对检察机关的管理方式即检察机关的外部体制上，它涉及检察机关同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检察人事权（尤其是检察长及副检察长人选）和财权的行政任命和行政拨付制。外部行政的直接后果是制约了检察权外部独立的效果；内部行政化是指检察活动内部管理上的行政化，即本文所指检察活动管理方式的行政化。内部行政化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检察职能与司法行政职能的合一，即检察业务活动的完全行政化，也就是说，对检察业务活动管理完全采取了行政模式，其弊端是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同化了检察职能；二是检察机关内部行政管理方式违背司法机关行政管理特点和规律，或者完全行政机关模式化，或者带有行政模式的痕迹，其弊端是造成了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对检察职能的制约、干扰和侵袭。在行政化的检察活动管理模式下，检察职能同检察机关内部的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发生交叉和、混合（同一），使行政管理职能侵入、侵蚀了检察职能，颠倒了检察职能和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的主次地位，造成检察制度的变形，使检察制度成为行政管理职能的附属，也从内部制约了检察权的独立行使。
2、检察活动管理方式行政化的主要表现及其弊端：
　　（1）办案体制完全行政化。长期以来，我国检察机关沿用的是以行政审批、集体负责为主要内容的办案机制，即检察权由检察机关通过层层审批的方式集体行使，再由检察机关整体承担办案的法律责任。《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案件，由检察人员承办，办案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在这种办案体制中，普通检察官只是案件承办人员，即行政垂直线上底部的一个点。检察官办案，决定权集中于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部门负责人有审核权，这就使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副检察长、业务科（处）长成为决定案件的领导层，行政管理职能同化了检察职能。完全行政化的办案体制在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多暴露出明显的弊端：一是“审而不定，定而不审”不符合司法活动直接性和亲历性的要求，难以保证诉讼决定和诉讼行为的正确性。二是造成了办案人员对领导的依赖，难以充分调动检察官的积极性与责任感，不利于培养精英型检察官。三是办案环节过多，造成办案效率低下，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四是权责分离、责任不明，不利于错案追究责任制的落实。
（2）检察委员会构成和运作行政化。检察委员会是人民检察院在检察长主持下的议事决策机构，主要任务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是检察机关的最高决策机构。在完全行政化的办案体制下，检察委员会的成员几乎全部是检察机关的行政领导（检察长、副检察长、政治部及其他业务部门的负责人），检委会构成上的行政色化，使检委会在运作上也被打上了很深的行政化烙印。由于检委会委员都是行政领导，且存在行政隶属关系，行政职位高的委员的意见往往会影响甚至左右行政职位低的委员的意见。而行政职位低的委员也往往也会因为顾及领导关系而附合行政职位高的委员的意见，其结果就是，往往影响了检委会议事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对于一些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案件，业务部门负责人或分管检察长在审核案件时，有是并不是因为案件重大、复杂或疑难，而是因为不愿承担领导责任，往往将案件提交检委会讨论决定，使检委会成了逃避责任的避风港。
（3）检察官任免行政化。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助理检察员由检察长直接任命，检察员由检察长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但人大的任命实际上只是一种程序上的审查，检察官的任命事实上由检察院自由决定：首先由其所在业务部门的领导和院领导推荐，再由人事部门考察，然后由院党组最终决定。因此，一个检察官是否能够成为检察官或者继续成为检察官，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其所在检察院内部的别处一些有行政职务的检察官决定的。因此，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也势必会受到这种任免因素的影响。
（4）检察官惩戒手段行政化。根据《检察官法》，我国现行的检察官惩戒制度是一种内部的惩戒运行机制。这种内部的惩戒运行机制的重要弊端之一就是易产生部门保护主义，从而强化检察官对其所在部门及领导的行政依附性，使检察官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时有所顾忌或者因需“投桃报李”而不能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
（5）检察官管理模式完全行政化。长期以来，在检察官的管理上，一直把检察官等同于检察院的其他工作人员，等同于行政机关的干部，完全采用行政管理模式进行管理。其中以检察官行政级别制最为典型。检察官管理模式的完全行政化，一方面，模糊了检察官同一般行政人员的界线，忽视了检察官的司法性，阻碍了检察官职业化进程；另一方面，检察官之间过分行政化的阶位关系，强化了上下级之间的等级服从和责任，增强了下级检察官对上级检察官的过分依赖性，使检察官的独立性难以保障。
（6）检察官职位范围宽泛化和缺乏分类管理。检察院内部由检察官、司法行政人员、书记员和法警组成，除行使检察权的检察长外，还有一些不行使检察权的司法行政人员，也具有检察官职位。由于没有建立检察官的分类管理制度，检察官职位范围宽泛化使我国检察官队伍非常庞大，检察官比例极不协调，影响了检察权的优化配置，妨碍了检察官素质的提高和办案效率。
检察活动管理方式行政化，使本应成为检察职能的支撑和附属的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在实际运行中却浸没了检察职能，掣肘了检察职能的发挥。必须实现这二种不同职能的分离，改变检察活动中单纯的行政管理方式，还原司法管理方式，实现检察活动的司法性。
二、强化检察权的司法性，保障检察权的独立性
-----实现检察职能同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的核心目标
　　检察活动管理方式行政化弱化了检察机关的司法性，而司法性的核心就是要保障检察权的独立性，因此实现检察职能同司法内部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就必须以强化检察权的司法性、保障检察权的独立性来核心目标。
　　（一）检察权独立性是检察权司法性质的本质要求
　　独立行使检察权，是指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只服从法律，不受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非法干涉。检察权之所以需要独立行使，一是因为法律监督需要一种独立性。二是因为检察机关侦查权尤其是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行使需要一种独立性保障。三是因为检察机关公诉权的行使应当具有独立性。四是因为司法审判权的独立有赖于检察权的独立性。但从根本上讲，检察权行使独立性，是为了保障司法公正，是其司法性的本质要求。因为检察权行使独立性创造了正确运用和实施法律的必要条件，它使检察官能够排除非法干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只服从法律，切实地贯彻法制原则。
检察机关的独立性，包括即外部独立和内部独立两个方面。外部独立性，指检察权运行过程遵循自身的规律而不受外部的非法干涉，它涉及在国家权力运作过程中与其他国家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关系。在一般意义上，检察权的独立行使，就是指检察机关的外部独立性。检察权的外部独立是一种集体独立，是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　　　　　　　　　　
检察机关的内部独立，是指检察官的个体独立性，其主要意义是：第一、检察官的独立性是检察业务本身的特点和规律的要求。检察权以公诉权为基本构成，而公诉是一种司法性很强的活动，是以亲历性为基础的个人判断和个体操作，赋予检察官独立性，可以防止“审而不定，定而不审”的有悖司法认识规律的做法，从而提高检察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二、检察官独立性是防止不正当干预的重要条件，有助于保障检察权的公正行使。第三、检察官独立性有利于保障诉讼效率。司法的效能，要求办案检察官的职务行为直接产生职务上的效力，而应避免环节过多，造成决定和行为实施迟缓。第四、检察官独立是检察机关集体独立的基础，没有检察官个体独立，检察机关集体独立则得不到有效保障。但是，检察官独立不同于“除了法律没有上司”的法官独立，它要受到“检察一体制”的限制。所谓“检察一体制”，是指检察机关上下形成一个整体，统一行使检察权，对内要求上命下从的领导关系，检察官服从检察长、下级检察官服从上级检察官的命令，对外则要求“检察权的行使保持整体的统一。因此，检察机关的内部独立是有限的，不充分的。检察官在执行职务时，需接受上级的指示，其行为只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独立性，即相对独立性。“检察一体制”虽然限制了检察官执行职务的独立性，但并未否定检察官的独立性，在一定的条件下，他可以合法地对抗检察长的指令，如享有消极抗命权或积极抗命权。　　
　　 （二）我国检察机关独立性缺乏有效保障
　　 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是我国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检察权行使原则。与国外检察权的独立行使相比，我国检察权的独立性具有自身的特点：一是检察机关相对于执政党与权力机关是不独立的。我国宪法和法律对检察机关独立性的表述是：“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二是检察管理体制的行政化使检察权的行使受制过多，检察权的外部独立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三是检察官的内部独立性尚未获得法律的确认。在我国，宪法、司法机关组织法和诉讼法规定了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这种独立性，是一种集体独立，也就是外部独立，而非个人独立即官员独立。在现行体制中，检察官受检察长领导，任何检察活动应服从检察委员会的决定，虽然检察官也是检察权行使的主体，但在法律制度上还没有确立检察官在检察机关内部的独立性，也就是说，法律还没有赋予检察官合法对抗行政指令权的能力。同时，诉讼法还是以人民检察院而非检察官为诉讼主体，检察官是检察院意志的执行者，其本身在诉讼法上还缺乏独立的地位。
综上所述，我国检察制度在新时期重建以来，完全以行政管理方式而不注意按照司法规律管理检察业务，使它难以做到“独立行使检察权”，难以做到“严格执法”，难以保证检察官的高素质，确是我国检察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教训。因此，作为检察改革的重要举措，实现检察同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必须以强化检察权的司法性，保障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实现检察官的司法官化为核心目标。
三、改革检察业务管理　引入司法管理方式
-----检察职能同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分离的根本途径
实行检察职能与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必须以改革检察业务管理，引入司法管理方式为根据途径，主要措施如下：
（一）重新配置检察权，改革办案体制，进一步完善主诉检察官制
改革目前完全行政化的办案体制，就要对检察权进行重新配置。借鉴国外检察制度，结合我国司法制度的特点，笔者建议对检察权可实行“三级配置”制，即明确规定检察委员会、检察长、检察官在检察工作中的权限和职责，逐步取消业务部门建制，变助理检察员为检察官助理，实行主诉检察官直接对检察长负责的办案体制，其核心是进一步完善主诉检察官制。
主诉检察官制是指在检察长领导下，在公诉部门实行的以主诉检察官为主要负责人的检察官办案体制。实行主诉检察官制，就是要打破检察活动中单纯的行政管理模式，引入司法管理方式，使检察官成为对办理案件有一定决定权和独立性的检察权行使主体，形成以主诉检察官为主要责任人，权责统一的新的办案体制。主诉检察官制2000年在全国推行以来，在提高办案质量、造就高素质的公诉队伍、明确办案责任，落实错案追究制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政化的办案体制所固有的一些弊端。但是，由于目前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和成熟的理论指导，在主诉检察官制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争议较多，分歧较大，影响了主诉检察官制的深入推行，使设立此项制度的初衷没有得到充分实现。
笔者认为，主诉检察官制的推行无疑是正确的，它适应了刑诉法制度发展和司法实践的需要，是实现检察职能同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必要和重要的举措。以“主诉检察官制的设定没有法律依据、主诉检察官的职责范围界定不清、主诉检察官的难以统一”为理由反对推行此项制度的同志，没有深刻认识到主诉检察官制的制度价值，也没有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此项改革及整个检察体制改革。因此，正确的做法不是否定和反对此项改革，当务之急是对主诉检察官制做进一步的完善：
1、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及《检察官法》，明确规定检察官的内部独立性，为主诉检察官制的推行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同时也是为检察职能同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提供法律依据。
2、完善检察官具体职权的设置，进一步理顺检察官同业务部门负责人、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的关系。解决主诉检察官制的法律依据问题后，根据相当性和渐进性的原则，逐步扩大检察官的职权，同时逐步限缩业务部门负责人、副检察长及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的职权，直到取消业务部门副检察长建制，最终将检察权主要配置给检察长及检察委员会，并明确规定各自职权范围、建立健全责任制度，切实做到权责统一。
中共中央纪委 监察部


关于印发《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委、监察厅（局），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纪检组（纪委）、监察局，中央纪委各派驻纪检组，监察部各派驻监察局、监察专员办公室，中央直属机关纪工委，中央国家机关纪工委，军委纪委：

《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若干问题的意见》已经中央纪委常委会审议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纪委

监 察 部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３日

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若干问题的意见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保障农村改革发展顺利进行，现就有关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深刻领会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更加自觉地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服务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是在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对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会精神，更加自觉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认真履行职责，确保全会提出的各项任务和要求落到实处。

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是《决定》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保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进一步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工作规划》，继续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意见》，以树立理想信念和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为基础，以规范和制约权力运行为核心，以维护农民权益为重点，坚持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治相结合，推进农村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加强监督检查，保证中央农村改革发展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党的农村各项方针政策体现全党意志、反映广大农民意愿。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开展监督检查、推动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

（一）围绕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重大原则贯彻情况开展监督检查。严肃党的政治纪律，督促各级领导机关和党员干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维护中央权威，确保政令畅通。围绕《决定》提出的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原则，重点检查和纠正重视不够、落实不力的问题，违背农民意愿、损害农民利益的问题，思想保守、因循守旧的问题，形式主义、违背科学发展的问题，组织软弱涣散、领导能力不强的问题等。把贯彻重大原则情况列入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巡视、干部考核、述职述廉的重要内容，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

（二）围绕中央关于农村改革发展各项制度落实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加强对《决定》提出的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维护制度的严肃性，推动制度的有效实施。把预防腐败寓于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之中，及时解决在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农村综合改革、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体制改革等方面可能发生的违纪违法问题，保证农村各项改革顺利推进。

（三）围绕中央各项强农惠农政策落实情况开展监督检查。会同有关部门检查对农民直接补贴政策落实情况，规范对补贴对象的评议、审核等程序，完善“一卡通”等发放形式，加强对补贴发放的跟踪监督，确保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等资金足额、及时发放到农民手中；检查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公共事业投入政策落实情况，对资金投入多的项目、容易发生问题的环节进行重点监督，防止和纠正虚报冒领、挤占挪用、贪污私分、低效浪费等问题，发挥强农惠农投入的最大效益；检查抗灾救灾、救济等资金物资管理使用情况，建立监督检查长效机制，及时发现问题、堵塞漏洞，促进款物规范管理和合理使用。

三、切实保障农民权益，维护广大农民根本利益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是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从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会同有关部门认真解决损害农民利益的突出问题，切实保障农民权益。

（一）保障农民物质利益。督促落实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政策，严格执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规定，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配合有关部门，完善征地补偿机制，强化对征地补偿费分配和使用的监管，纠正征地补偿标准不合理、补偿不及时足额到位、社会保障不落实等问题，维护被征地农民特别是失地农民的利益。健全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服务，完善村民民主理财制度，推行村级财务预决算管理；完善集体资产监管办法，稳步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决策和收益分配机制；农村集体资产出让、租赁、承包和资源开发利用要引入市场机制，实行公开竞价和招标投标，防止和纠正擅自处置集体资产资源、侵占集体收益、私设“小金库”等问题。

（二）维护农民民主权利。结合民主选举实践，进一步完善村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两推一选”和村民委员会直接选举制度，加强对村级组织选举工作的监督，反对和制止宗教、宗族势力干预和操纵选举，依纪依法严肃查处贿选、黑恶势力干扰破坏选举等行为。结合民主决策实践，进一步健全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议事等制度，逐步推行村民代表会议常设制，完善民主决策程序，防止和纠正个人或少数人擅自决定集体重大事项、随意更改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等问题。结合民主管理实践，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等规章制度，推进村级事务民主管理。结合民主监督实践，深入推进村务公开，丰富公开内容，创新公开形式，积极推行村民点题公开、建立信息公开平台等做法，实行村务公开答疑纠错的监督制度，保证村务公开及时便捷、全面真实。深化乡镇政务公开，健全公开工作机制，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推进农村基层党务公开，规范公开内容和程序，重点公开党组织重要决策决议、党的组织建设、领导班子建设、干部选拔任用、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等情况。

（三）纠正损害农民利益的其他突出问题。继续做好农民负担监督工作，清理规范涉及农民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切实解决向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及在报刊征订、用水用电、计划生育、建房、殡葬中向农民乱收费、乱罚款等问题。加强对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监管，坚决制止违背农民意愿、超范围超标准向农民筹资筹劳和强行以资代劳等行为。严格执行化解乡村债务有关规定，坚决防止新农村建设中盲目举债搞建设。加大对农村安全生产、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问题的执法监察力度。严肃查处制售假冒伪劣农资和哄抬农资价格等坑农害农行为。认真落实农村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各项政策，坚决查处贪污、挪用、截留、骗取教育经费、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低保资金、社保基金等行为。认真解决农村信访问题，拓宽农村社情民意表达渠道，建立健全涉农信访问题排查化解机制，确保农民合理诉求得到及时有效解决。

四、加强作风建设，促进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廉政勤政

良好的作风，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做好农村改革发展工作的重要保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按照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党员、干部作风建设。

（一）加强教育。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教育，筑牢农村基层党员、干部服务群众、廉洁自律的思想基础。把反腐倡廉教育融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注重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引导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增强科学发展意识，解决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加强政策法规教育，强化学习培训，引导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学法、知法、守法，严格执行政策、依法办事。加强正面典型教育，大力宣传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先进典型，引导农村基层党员、干部争先创优，激发自我改进、自我提高的内在动力。加强警示教育，以案明纪，引导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自觉遵守纪律，抵制歪风邪气。加强农村廉政文化建设，创新内容和形式，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社会风尚。

（二）规范行为。以规范和制约权力运行为核心，按照中央对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要求，分层次、有重点地制定有关规定，进一步健全配套办法和措施。对乡镇干部，重点围绕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宗旨意识、廉政勤政等制定完善具体行为规范。进一步健全乡镇领导班子议事规则，实行重大事项集体决策，推行社会公示与听证、决策反馈纠偏等制度。对基层站所工作人员，重点围绕依法办事、优化服务、提高效率等制定完善具体行为规范。推行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制、限时办结制等，深化办事公开工作。对村干部，重点围绕执行政策、遵纪守法、秉公办事等制定完善具体行为规范。逐步推行村级事务流程化管理，提高村级事务管理规范化水平。

（三）强化监督。认真落实农村基层干部任前廉政谈话、诫勉谈话和函询等制度。积极推行乡（镇）、村主要领导廉政承诺制度、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全面推行村干部勤廉双述、村民询问质询和定期评议制度。深入开展基层站所民主评议活动。加强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专项审计工作。探索聘请农村廉政监督员、建立村级监督组织等监督形式。整合基层办案力量，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配合有关部门研究制定非党员村干部违纪违法行为处理办法。

（四）改进作风。认真解决少数农村基层党员、干部作风不实、铺张浪费、简单粗暴、办事不公、以权谋私等突出问题，大力弘扬新风正气。大兴勤政为民之风，坚持心系群众，带着责任和感情与群众打交道，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努力创造实实在在的业绩；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坚持勤俭节约、艰苦创业，把有限的财力物力用到促进发展和改善民生上；大兴清正廉洁之风，坚持公道正派、清廉自守，反对大吃大喝、大操大办和搞封建迷信活动。通过加强乡镇机关效能建设、创建便民服务载体、健全联系群众制度、建立农村干部激励保障机制等，促进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转变作风，提高为农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五、健全工作机制，加强对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的组织领导

农村党风廉政建设任务繁重，责任重大，必须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推动工作深入开展。

（一）强化领导责任。进一步健全和落实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农村党风廉政建设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农村改革发展的总体规划，切实担负起全面领导责任。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农村党风廉政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明确分管领导和工作机构，加强工作力量，搞好组织协调，积极协助党委和政府抓好农村党风廉政建设。有条件的地方，可设立农村党风廉政建设专门工作机构。各职能部门要坚持谁主管、谁负责，按照任务分工，发挥职能作用，抓好工作落实。

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县委是关键，乡镇是基础。县（市）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农村党风廉政建设，抓好工作部署，实施有效领导，在领导精力、财力投放、干部配备上给予保障。县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农村党风廉政建设作为主要任务，搞好工作规划，加强督促指导。乡（镇）党委和政府要担负起抓落实的责任，明确具体要求，及时掌握情况，解决突出问题，切实抓好农村党风廉政建设。乡（镇）纪委要认真履行职责，协助党委、政府抓好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工作。

进一步加强县（市）、乡（镇）纪检监察队伍建设。探索建立适应农村党风廉政建设要求的纪检监察体制和工作机制，积极推进县级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充实乡（镇）纪委力量。认真解决在领导班子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工作条件、工作保障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加强教育培训，提高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业务本领和执纪水平。

（二）坚持改革创新。立足农村实际，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农村党风廉政建设，逐步建立健全与农村改革发展相适应的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加强对全局性、前瞻性问题研究，准确把握新形势下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抓住工作重点，加强薄弱环节，创新工作思路，提高工作水平。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不同类型农村的特点，制定相应的目标任务和推进措施，增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的整体性、协调性、系统性、实效性。

（三）健全落实机制。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健全工作制度，加强情况交流，协调解决问题，增强工作合力，充分发挥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协调机构的作用。建立工作督查机制，制定督查办法，细化督查内容，严格督查标准，规范督查程序，确保督查效果。建立考核评价机制，把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考核评价制度，将考评结果作为领导干部业绩评定、奖励惩处、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制定农村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办法，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对工作不落实、措施不得力，职责范围内存在问题不解决、不纠正，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追究有关领导和责任人的责任。中纪委监察部：加强对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组织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