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政府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通市市区深基坑工程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通政规〔2012〕1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南通市市区深基坑工程管理暂行办法》已经2012年1月18日市十三届人民政府第6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施行。


　　二○一二年二月十五日


南通市市区深基坑工程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深基坑工程管理，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和在建工程及相邻建筑物、构筑物、地下管线、道路等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南通市市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南通市市区范围内，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建设中的深基坑工程建设、勘察、设计、施工（含降水、土方开挖，下同）、监理、监测及监督管理与服务活动。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深基坑工程，是指开挖深度超过5米（含5米）或开挖深度超过3米（含3米）未超过5米、周边环境复杂的基坑工程。

　　本办法所称基坑工程周边环境复杂是指基坑边线与紧邻建筑物、构筑物距离小于50米（含50米），地质条件、地下管线复杂等不能采用常规放坡开挖或影响毗邻建（构）筑物安全的情形。

　　本办法所称基坑工程包括基坑支护、基底加固、降水、土方开挖等工程。

　　第四条 南通市城乡建设局负责市区深基坑工程的监督管理工作，建立深基坑论证评审专家库。

　　规划、环保、住房保障等相关部门和街道办事处应协助建设部门做好深基坑工程相关管理工作。

　　第二章 建设单位责任

　　第五条 建设单位是深基坑工程建设活动的第一责任人，应督促责任单位履行职责，做好统筹协调工作。

　　第六条 建设单位应当把深基坑工程依法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监测等单位。

　　第七条 建设单位在深基坑工程建设过程中禁止下列行为:

　　（一）违规发包工程；

　　（二）对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提出不符合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规定的要求；

　　（三）要求施工单位压缩合同约定的工期；

　　（四）减少监测项目；

　　（五）未办理工程项目安全施工措施备案、或未取得工程项目施工许可证的，擅自开工建设；

　　（六）在城市建筑物密集区、主干道两侧，选用易造成近邻建筑物、构筑物、城市道路、地下管线等损坏的施工技术、工艺和措施。

　　第八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规划主管部门办理规划要点前，向规划主管部门提交深基坑工程项目安全评价报告，在办理含有深基坑工程项目的安全施工措施备案时，应向建设主管部门提交深基坑工程项目安全评价报告、设计文件和专项施工方案。

　　深基坑工程项目安全评价报告、设计文件和专项施工方案都需经过专家论证通过，论证的专家应当5人以上。按照国家《建筑基坑工程技术规范》（YB9258-97）深基坑安全等级为一级的，为了保证工程施工的安全性，评审专家宜增加至7人。

　　专家组成员应为非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工程参建各方的人员。

　　第九条 建设单位应根据评审专家的意见督促相关单位修改设计、施工方案。

　　施工过程中涉及重要的设计方案和施工方案变更的，应通过评审专家评审。

　　第十条 建设单位应在勘察前对深基坑附近的建筑物、构筑物、道路、地下管线等现状，以及先期建设的相邻建设工程情况进行调查，调查资料应及时提供给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监测等各责任主体，并保证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调查范围应从基坑边线起，向外延展到不少于3倍基坑开挖深度的范围。相邻的历史建筑、近现代优秀建筑应纳入调查范围。

　　第十一条 建设单位在编制深基坑工程设计方案前应邀集设计、施工、监理、市政、公用、供电、通讯、监测等有关单位，介绍设计、施工、监测方案内容及施工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征询意见。

　　建设单位应当与施工单位、管道管线经营单位签订施工现场管道管线设施安全保护协议，明确安全生产责任。市政、公用、供电、通讯应当履行安全交底义务。

　　第十二条 建设单位应在深基坑工程施工前，告知工程所在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街办等有关部门和单位，邀集相邻设施业主委员会、业主代表或者物业管理单位，通报深基坑工程情况、施工方案和施工可能对周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以及采取的减少施工对周边环境影响的相关措施等，并组织业主委员会、业主代表或者物业管理单位共同对可能受到影响的相邻建筑物、构筑物及有关设施和可能发生争议的事项做好记录，拍摄影像资料。委托房屋鉴定单位对可能发生争议的事项做好鉴定纪录，保留证据。

　　第十三条 深基坑工程相邻有多项建设工程相继施工时，各建设单位应采取措施，共同做好协调、配合工作，避免对相邻建设工程造成不良影响。后施工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制定安全技术措施，并组织相邻建设工程的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有关单位、专家共同参加审定。

　　第十四条 深基坑工程施工前，建设单位应委托具有深基坑监测相应资质的监测单位对深基坑工程实施现场监测。

　　在深基坑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应监督、协调好各有关责任主体切实履责。施工出现险情，建设单位应立即启动安全评价报告中的应急预案，组织协调各个相关单位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并及时上报市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当施工造成相邻建筑物、设施等出现险情或损毁时，建设单位应及时召集相关单位进行处理。

　　因各种原因不能按照专项施工方案施工造成深基坑长时间暴露的，建设单位应负责采取有效保护措施，确保深基坑安全。

　　第十五条 深基坑工程结束后，建设单位负责组织对受施工影响的建筑物、构筑物、道路、地下管线等的修缮或加固工作。建设单位应主动与受损物的权利人协商修缮加固，协商不成的，由价格定损机构进行评估确定损失，进行补偿，相关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建设单位可以向有关责任单位追偿。

　　第三章 勘察单位责任

　　第十六条 勘察单位应根据规范、设计要求和工程实际制定勘察方案，并经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批后进行勘察工作。勘察报告应按技术规范和经审定后的勘察方案编写。

　　第十七条 勘察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及省市现行的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真实提供各项参数和技术指标及防治措施建议，保证其满足基坑支护设计、降水处理和周边环境保护的要求。

　　第十八条 勘察单位应做好勘察报告提交后的服务工作，及时掌握施工现场情况，参与解决工程设计和施工中与勘察工作有关的问题，并参加深基坑工程的验收，参与深基坑施工过程中质量、安全事故的处理。

　　第四章 设计单位责任

　　第十九条 深基坑工程设计单位应当根据地质勘察报告、基坑周边建筑物、构筑物、城市道路、管线情况、主体结构设计要求、施工条件及相关标准、规范等进行初步设计，初步设计阶段应对支护形式作多方案比较，经专家论证后，按照专家论证意见进行施工图设计。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除满足工程本身施工安全外，还应确保周边环境安全。

　　第二十条 深基坑工程设计单位应当采用符合南通市区具体地质和环境条件的深基坑设计、施工技术，优先使用安全系数高、比较成熟的技术，严禁在市区进行新技术试验性应用。

　　第二十一条 基坑工程设计单位应按照设计文件深度要求编制、提交规范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包括计算书、图纸、文字资料等）。设计文件应提出预防和降低对周边环境和相邻设施损害的技术要求和措施，明确监测对象及监测数据报警值，并对深基坑施工作业程序、土方开挖与回填、地下水控制、监测、应急预案等内容提出具体要求，确保深基坑安全和相邻设施安全。

　　第二十二条 深基坑工程设计单位设计的深基坑工程支护结构（包括拉锚体系）不得超过规划红线，一、二级基坑工程的设计单位应具备甲级勘察设计资质，设计人员应具备国家一级注册结构或岩土工程师执业资格。

　　第二十三条 深基坑工程初步设计文件及施工图的审查按照本办法第八、第九条的相关规定执行。经专家论证通过及优化完善后的施工图设计文件作为施工质量、安全监督的依据。

　　第二十四条 采用与主体地下结构相结合的基坑支护设计，应与主体工程设计密切配合，依据工程建筑设计和结构设计文件资料进行设计，并考虑围护结构和主体结构基础沉降的适应性。

　　当深基坑工程周边有对地下水位变化敏感的相邻设施时，应当采用封闭补水、截水措施，在基坑土方开挖前进行试降水试验，观察支护与截水质量、效果。

　　第二十五条 深基坑工程设计单位应做好技术交底和工程施工跟踪服务工作，及时掌握施工现场情况。发现异常情况时，应及时参与研究解决。需要修改的设计文件应在修改后通过原专家组组长认可，重大修改后的设计文件应重新组织专家论证。

　　第五章 施工单位责任

　　第二十六条 深基坑工程施工单位应当根据设计文件、勘察报告及环境资料，编制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专项施工方案。

　　专项施工方案除应当具备常规的内容外，还应当包括对邻近建（构）筑物及周围设施的保护措施、对地面荷载、地表水、地下水的控制措施以及控制险情的应急措施等。

　　需要论证的深基坑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经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批准后组织专家论证。论证通过后，由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批，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审查，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签字。

　　第二十七条 施工单位应在施工前，应将深基坑工程施工相关信息在现场公示，按重大危险源管理制度加强对深基坑工程施工质量和安全的管理，制定应急预案，按要求配备抢险人员和器材。

　　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深基坑工程设计文件和专项施工方案进行施工。

　　第二十八条 施工单位在深基坑工程施工过程中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修改、变更专项施工方案；

　　（二）基坑周边堆载超过设计允许荷载值；

　　（三）锚杆未检验和未锁定情况下开挖下层土方。

　　第二十九条 深基坑工程施工时，项目负责人应在现场组织施工，加强对重点部位、关键环节的控制，及时消除隐患。企业负责人应到施工现场进行带班检查，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在现场全程监督。

　　第三十条 深基坑工程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相关规范标准组织施工。严格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防止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发生深基坑工程安全质量事故时，事故发生单位必须按《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493号令）和《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和质量事故查处督办暂行办法》（建质〔2011〕66号）向建设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报告，并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有效组织抢险，防止事故及事故后果的扩大。

　　第三十一条 深基坑开挖后，施工单位应及时组织进行地下结构工程施工。地下工程施工结束后应及时按照专项施工方案的要求拆除基坑支护支撑和土方回填。

　　第六章 监理单位责任

　　第三十二条 监理单位应根据《建设工程监理规范》（GB50319）、设计文件、论证意见、施工方案等有关资料文件，编制深基坑施工监理实施细则，并对深基坑工程进行全过程安全、质量监理。监理人员要加强现场巡查，对重点工序和环节实行旁站监督。

　　第三十三条 监理单位应当组织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测单位及论证专家进行基坑开挖条件验收，严格审核开挖条件及相应资料，在开挖条件合格、资料齐全、程序合法后总监理工程师方可发开挖令。

　　第三十四条 开挖时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深基坑工程支护结构、基底加固已按设计及规范要求完成，且强度达到设计要求；

　　（二）降水井已经完成，且降水深度达到设计要求；

　　（三）基坑周边建筑物、构筑物、管线已得到保护；

　　（四）基坑及周边环境监测点已布置好，且已取得初始值；

　　（五）施工交底及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它条件。

　　第三十五条 监理单位在工程监理中，应把以下内容作为监理工作重点：

　　（一）参与专家论证并督促各单位按照专家组意见修改、完善设计、施工方案；

　　（二）审查参与深基坑工程建设各方主体的资质及人员资格；

　　（三）核查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测等单位提供的技术资料是否符合要求；

　　（四）检查和督促设计、施工、监测方案的实施；

　　（五）检查和督促现场施工质量安全保证体系和各项技术措施的落实。

　　第三十六条 监理单位应当按照深基坑施工监理实施细则的要求实行监理，严格检查施工各个环节的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做好日常检查记录。发现深基坑工程的安全、质量隐患时，应及时向施工单位下达整改通知单；出现险情的，应及时下达停工令，督促施工单位启动应急预案，并向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三十七条 深基坑开挖完毕，监理单位应及时组织施工单位对深基坑工程进行土方开挖专项验收，并告知工程安全监督机构和工程质量监督机构。验收通过后，应督促施工单位尽快完成基础工程施工及基坑的土方回填工作。

　　第七章 监测单位责任

　　第三十八条 监测单位应当根据《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规范》（GB50497）和勘察报告、设计文件和专项施工方案等有关监测要求，制定监测方案，并经建设、设计、监理等单位认可，做好深基坑工程施工期间基坑安全和周围环境的全过程监测工作。

　　第三十九条 监测单位应及时向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有关单位报告监测数据和监测情况分析，监测数据应当真实，监测记录应当完整规范。

　　当监测数据达到报警值时，监测单位应立刻通知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有关单位，分析原因、提出措施，并由建设单位组织原专项施工方案的论证专家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采取相应措施后，方可继续施工。

　　工程结束后，监测单位应及时向建设单位提交监测报告。

　　第四十条 在台风、暴雨期间及遇到地下水位涨落大、地质情况复杂等情形时，监测单位应加强对深基坑和周围环境的沉降、变形、地下水位变化等观察工作，有异常情况应加大监测频率并及时通知施工单位采取有效措施。

　　第八章 行政管理部门责任

　　第四十一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深基坑工程的监管，对没有按规定组织深基坑工程项目安全评价报告、设计文件和专项施工方案专家论证的，或没有落实质量安全措施的，不予核发施工许可证，并做好以下工作。

　　（一）及时检查相关单位的资质情况；

　　（二）及时检查有关专项施工方案编制、审批、审查、论证等情况；

　　（三）抽查深基坑工程施工的相关工程资料；

　　（四）抽查深基坑工程施工方案的落实情况；

　　（五）发现隐患的及时责令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整改，必要时责令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停工整改；

　　（五）及时组织参与深基坑工程施工中出现的险情处置；

　　（六）参与深基坑工程施工中发生的一般等级以上事故的调查处理，提出防止类似事故发生的措施。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建设安全生产监督机构对市区深基坑工程建设的安全行为进行监督管理；可以委托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对市区深基坑工程建设的质量行为进行监督管理。

　　第四十二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专家审查机制，督促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公平、公正地对安全评价报告、设计文件和专项施工方案进行论证。

　　专家组应对安全评价报告、设计文件和专项施工方案认真论证，对评审结果承担法律责任。专家组完成评审后应当出具由评审专家签名的书面论证意见书。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深基坑工程评审专家的管理，定期公布评审专家名录。对于不能认真履行论证职责的，应当及时清退出专家库。

　　第四十三条 在深基坑工程建设、管理过程中，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和本办法的，由市建设主管部门或其它相关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予以处罚。

　　第九章 附则

　　第四十四条 各县（市）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自2012年4月1日施行。




关于我国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的法律思考
王海峰
（甘肃政法学院法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内容摘要：农民是中国社会最为庞大的弱势群体，也是中国社会最为危险的阶层，重视对农民权利的维护，从根本上说就是在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文章在“三农”问题备受关注、农村治理危机凸现以及“人权保障”写入宪法的历史背景下剖析现阶段农民政治参与的非制度性的现状和其复杂且互相影响的成因，尝试集中探讨法律制度层面的解决，也就是如何藉由法律制度设计，以引导农民“有序的、制度性的政治参与”作为保护中国农民权益的一项重要手段，并且作为保障中国农村稳定、协调中国国家与农村、农民社会关系的一个稳固基础，给予农民平等的法律关怀。
关键词：成因与依据；主要体现；必要性；立法建议

一、农民政治参与的成因及依据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进行了伟大的经济体制改革,广大的农民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伴随着改革步伐的加快，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措施全面的开展,为农村扩大农民的参政议政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和不断扩大的自由度。农民政治参与是指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主体之一的广大农民群众通过投票选举、上访、诉讼等形式参与政治生活,表达自己的愿望,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并试图影响各级部门决策的行为。
另外，笔者认为，农民政治参与的产生除上述历史原因外，最主要还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现实条件
1、农民政治参与是建设我国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一般认为，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就是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的过程，一个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和水平越高，这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和政治发展程度就越高，农民人口在我国占绝大多数，他们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几乎决定着我国整个国家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目标的实现①。
2、农民政治参与是农民合法利益的重要保护手段。中国三农问题的不稳定，最主要的
表现之一，就是农民权益的受损②。众所周知，近年来国家通过立法、行政和经济等手段加大力气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同时，伴随着农民增收，农民对政治参与的意识也在逐步增强，他们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要通过参与政治决策来影响决策者的意志，并且透过法律制度的管道进行自我保护，最终真正能够保障合法经济利益。
（二）法理依据
1、法的价值理论。法的价值是指法作为客体对于主体的满足以及相对于主体的绝对指向，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人权问题，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的终极目标就是要保障人权，人权是一切人满足自身需求、享有人身自由、并对自身以外任何事物发生不同联系的资格和能力的总和，是社会的人的权利和人的社会的权力相互关系不断发展的统一体③。而人权又是法的基本价值之一，法就是要通过其特有的功能保障社会群体在一定时期内享有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条件，实现法的价值，加之我国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依法治国。所以，实现法的人权价值必然要求法律赋予农民政治参与权。
2、宪法精神。近代意义上的宪法产生于自从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占据主导地位、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和启蒙思想广泛传播的历史条件之下，资本主义宪法倡导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和权力制约理论为各国宪法所响应。我国宪法以人民主权为原则以根本法的形式赋予公民广泛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农民政治参与的过程就是在行使宪法赋予的神圣权利。
二、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体现
中国农民的处境困难的根本性和结构性的根源，就是，伴随着农村利益格局多元化和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小农经济格局以及人口相对于土地的资源紧张性。如果在有限的土地上，农民以小农经济型态维持一种可以满足温饱，但是却没有商业利益的小农农业经济，农民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就有两个：缺乏参政和工作机会、以及缺乏现金收入④。而且，农民在政治上基本上处于无权地位，加之长期以来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心理结构具有二元性（即崇拜又畏惧权力、既逆来顺受又暴力对抗、既有平均思想又有特权观念），基于上述原因而言，农民政治参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民政治参与的目的方面
广大的农民还是愿意用参政议政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的,影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一直关注自身经济的发展,利用国家的各种开放政策发展农村的经济,致富奔小康.在反映的情况中,公共事务问题(如选举、教育、交通设施、土地分配、公共设施、村福利等)占到首位,经济问题占到第二位,这说明一方面中国农民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村民把眼光放在了村里公共事务的建设上来，经济意识和经济头脑增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农民依然把参与政治作为大事来做。
（二）农民政治参与的动机方面
农民政治参与的动机，乃驱动农民进行政治参与的心理力量。对此学者并无定论，但最主要的是经济动机和非经济动机，而且经济动机是最基本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集体、国家之间存在经常性的利益冲突，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必然要过多地参与政治，这就说明农民经济主体地位已经确立并且需求经济利益的保护机制。
（三）农民政治参与的形式方面
农民通过多种参与政治的形式来影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但是农民利用的这种形式却反映出农民的参政水平。农民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还是从公众的利益出发,关注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利益, 都是影响政府政策的实际结果的行为,个人的政治参与水平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民主化程度。笔者认为，农民的政治参与形式最主要的可分为制度性参与和非制度性参与，所谓制度性参与是农民依据国家宪法、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及一些其他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规定的制度、方式和程序向国家机关、自治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意见和建议，或者通过国家司法机关主张诉讼权利，参与公共事务和国家事务的行为。而非制度性参与是指不符合国家宪法、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及一些其他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规定的制度、方式和程序而进行的影响政治决策过程的活动。而中国农民的制度性参与并不顺畅，其权益受损时通常保持沉默是一个选择，但是，“愈来愈多的农民开始自己组织起来，不是设法走进制度性参与，而是走向暴力性的非制度性参与。⑤”由此，法律治理化终于发展到了没有法律的治理化，发展到了无法的治理，这种治理恰恰是以普遍存在的法为依据的，这个普遍存在的法就是原始的惩罚和原始的暴力。其实，大部分的农民并不会选择走上与政府作对的路，农民如果有办法自我组织起来，往往采取的第一步是“上访”。但由于农民的组织一方面仍然没有与外界“链接”，仍属孤立，另一方面他们在正式的政府内部没有代表或代理人，因此无法挑战容易勾结的官僚体系，其结果经常是上访无效，或者更不幸的是上访者惨遭逮捕或者打压。面对这种体制内参与几乎是完全不通的情形，农民在其权益被压迫、侵犯忍无可忍之下，组织起来冲击地方政府的情形便经常发生，“打着‘减负代表’的农民领袖已经非常具有组织力和号召力，可以很有组织地将农民组织起来，其与政府的对抗已经逐渐有升高趋势，甚至出现暴力倾向。⑥”
（四）农民政治参与的其他方面
农民政治参与还存在如下问题：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程度低，参与的高指向性，参与要求与能力之间的反差大；农民掌握政治知识的整体水平仍然很低，农民政治参与态度也较低调，对政治的评价倾向于消极，农村社会分层、经济和社会地位、宗族和新闻媒体影响着政治参与，在中国农村宗族仍然是左右决策的主要力量；政治参与热情有待进一步提高，看客心理、热衷实利、忽视政治是主要表现，政治参与的质量较低，主要表现在从众性参与较多、参与仅限于社区性参与或问题性参与，政治参与的有效性较低，质量不高；农村妇女在政治参与中有较强的依赖性，处于政治边缘化状态；农民工政治参与率较低，政治参与受到各种限制。
三、构建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中国农民的非制度性参与具有以下特点：首先，这些非制度性参与已经不是独立偶然的事件，而是愈来愈频繁且趋向有组织的；其次，这些行为往往是因为基层政府或干部的腐败或滥权，且农民经由正式管道无法伸张和保护其受损的权益；第三，这些行为本身并无法真正改变既存的正式政治制度向良性转变，也无法形成一种稳定经常的有效参与，亦不利于形成一种“善治”，更对“发展”起不了太大的帮助；第四，农民的非制度参与有可能慢慢产生跨域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并没有进入合法公开的参与渠道，且其与政府的对抗性会加强。
简言之，农民在制度性的政治参与管道受阻，其有内聚性、地方性的有利于公共对话和民主参与并能促进公共利益的政治参与机制没有被开发的情况下，结果形成了另一种具有破坏性的政治参与，这不仅是农民的损失，更是对整体政治秩序和民主政治的损失。因此：
（一）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是实现法治、宪政的基本途径
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方略，并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具备法律条件和制度条件，健全的法律制度和民主参与政治的体制是制度条件的重要内容，另外，普遍认为，宪法是静态的宪政，宪政是动态的宪法，要实现宪政，就必须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为核心，以法制为基础，以保障人权为目的，而这一切对于中国来说，都要依靠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的解决，否则，法律条款、民主、农民人权在农村就是缺失的，法治、宪政也就成为了空谈。
（二）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
如前所述，农民往往在通过正常渠道进行政治参与很难凑效的情况下，进行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导致一系列恶性事件、抗议和暴力对抗活动的发生，甚至违法犯罪，当然这些行为都反映出农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但都将对农民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产生不利影响，对我国农村地区民主法制建设进程带来严重的破坏，而且，会在农民和自治组织、人民政府之间产生一些比较复杂的矛盾。所以，通过具有公开性的法律制度安排，引导农民走上制度性参与的轨道，将有利于农村社会的治理和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
（三）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为农民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政治参与社会化方式
政治社会化是农民获得政治倾向和行为模式的成长过程，是人终其一生的持续活动⑦。通过政治社会化，要把一定的政治文化、态度、观念和政治规范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渗透于个体，使其由一个自然人成为政治人。为了建设高度民主的国家，使个人充分了解民主价值、掌握民主程序，具备民主操作能力，积极参与政治，主张自己的权利，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应当成为当代农民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最直接，最有说服力的政治社会化途径。
综上所述，构建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体制是完全有必要的，是有充分理由的，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体系要发挥他应有的功能，更需要一套程序和规则体系，而国家法律是最具强制力的规则组合，借法律之强制力为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实践提供保障，是符合制度性政治参与实质和发展规律的。
四、构建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的法律制度的立法建议
法律本身并不能看作是静态的规章，如何使用法律，并以法律作为一个操作的工具和平台，才是法律的精髓所在。中国农民作为一个弱势团体，只有当农民变成了公民，并且透过制度的管道实现自我保护时，才能最终真正保障其权益。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为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体制奠定一个长久可行的基础才是当务之急，而不仅是停止对农民权利的侵害。可以说，法律在奠定工程中正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现代法精神与农民的社会生存状况和文化观念不相适应，由此导致了法律在执行过程中的困难和紧张，而克服这种困难和紧张，彻底改变乡村社会治理，改变乡村经济、政治、文化和风俗习惯，实现对乡村的全面治理，只能做一个长远的计划和蓝图，在这种状况下，成本最小的方法或者说最易实现的有效办法就是改变法律，让法律来适应农民社会生存的具体情况。笔者就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体制构建提出以下立法建议：
（一）修改现行《选举法》，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公民公平享有政治权利
如前所述，现阶段我国农民进行政治参与的目的主要仍然是公共事务问题，善于利用并改革地方人大之选举制度，作为诱发农民合法结社之社会动员机制，提升中国农民的公民权力的意识与能力，让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选出他们自己的代表并进入国家权力机关表达自己的意志，保证宪法赋予公民政治权利的公平享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规定，农村人口选出人大代表的比例是城市人口选出人大代表比例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在人大代表的选举上，农村人口的公民权是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这是一种法定的不平等。当然，这种配置是有立法当初的国情，但是这种国情一方面已经有所变化，另外一方面也不能忽视此种制度性扭曲所形成的潜在歧视效果，应该修改法律，切断不平等的源头。毫无疑问，这对于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一种改良。
（二）修改现行的《户口登记条例》，保障农民的迁徙自由权和择业自由权
毛泽东用“三个世界”的理论来表述他的国际观，作一个简单的类比，在中国内部，也存在着“三个世界”：大城市是第一世界，那里集中了主要的政治、经济和科技资源，左右中国命运的精英人物在那里聚集、从全国搜集的大量的财富也在那里聚集，中小城市是第二世界，广大农村则是第三世界⑧。作为中国之第三世界人的农村农民基本处于政治上无权、经济上弱势、文化上落后，其对城市的功用被定位为提供原材料和供应廉价劳动力。在社会主义中国，农民不是一种职业，甚至也不单是一种身份。职业可以改变，身份也可以调换，但现行《户口登记条例》以法律的形式，刚性地限制农民的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洛克强调的人身权，中国农民并没有充分享受。农民的迁徙和择业自由是基本的政治权和人身权，却被剥夺。农民的政治参与权何谈行使。现在虽然有所松动，但在户口等级背后是重大的利益差别，比如就业、子女上学、住公房、吃补贴、使用公用设施等都大不一样。在这种户口利益分配机制的作用下，人们都企图实现户口等级的垂直方向跃迁。总之，现行的户口制度对农民是极为不利的，把他们限制在狭小的地块上，一代一代繁衍下去，与日益发展的现代文明始终隔着一段距离。从立宪角度看，在美国、德国和欧盟，宪法要求存在全国性的共同市场，其内部应该维持四大自由流通，即人员、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通，如果中国宪法当中写入这一条，其他法规包括地方保护性规定就要以宪法为准绳加以修改更正，社会各阶层、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和公平地参与政治就指日可待了。
（三）改革现有的村民自治制度，通过立法赋予农民更加宽阔的结社权行使渠道
村民自治是指农村社区的居民自己组织起来，以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核心内容，从而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种民主组织形式。随着村民自治的不断推进，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能力不断提高，但自治模式仍然单一，目前法律规定只能选择一种村委会模式。《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依据法条，农民完全可以成立各种专业协会完成各种职能，使农村治理结构多样化，这实际上意味着政府职能的转变，由农民协会来代表农民的利益与政府对话，较之与农民“非制度性政治参与”更为安全可控，从而更符合政府的偏好。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建立各种秩序框架允许农民协会的建立和存在。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29条规定，“选民或者代表，10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这条规定给农民以及农民团体提出自己候选人给予了一个合法的机会。虽然选民提出的候选人根据该法第三十条还要经过选民小组酝酿、讨论、协商而产生正式候选人名单，但是至少农民和农民团体根据法律是可以提出他们认为能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候选人。在此种可能的条件下，如果农民能有自己的组织和团体，那么组织或团体的代表在选民小组协商时也应该参与协商，这样才能真正确保其候选人不会被剔除到正式候选人名单之外，保证政治参与质量的优化。
（四）完善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立法，加快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或者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却远离了社会保障制度。从意识形态角度说，对所有社会成员都实行平等的社会保障，这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的福利政策。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更应该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性，理应在社会保障方面做得更好，可十分遗憾的事，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仅限于城镇职工，广大农民却与社会保障无缘。制度排斥使得弱势群体无法达到起码的制度公正和保护，制度公正是保证社会各个领域的起点公正，程序公正和结果公正的底线，如果将主要社会群体排斥出了制度公正的视野，这至少意味着社会公正的底线出现了裂缝⑨。城镇职工工作了几十年，到了退休年龄享受退休金等社会福利保障，但农民却没有任何保障，难道农民每年上交的税费中就没有包括自己年老时的保障福利金？正因为这种忽视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所以对广大农民来说，既不存在退休的问题，也不存在工作的问题，农民从小就得开始劳动，直到年迈躺到床上不能动弹为止，这种终生劳动制度是中国农民特有的现象。也正是这种有中国特色的制度缺憾造成中国农民的对政治参与兴趣的淡化和对国家的不信任，也为他们进行非政治性制度参与提供了温床。
（五）立法规范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行为，为农民提供政治参与的对话平台
近年来，我国新闻媒体的舆论在国家法律监督体系下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一支重要力量，被誉为“第四种权力”。与此同时，学者们也提出了许多提高农民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参与质量的设想，都普遍认为大众传媒作为一条渠道在当前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中正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并通过对大众传媒双重功能的分析提出要大力发展和推进大众传媒在农民政治参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笔者认为，媒体作为一种舆论工具是“射程最远的大炮”，农民可以借助媒介来表达自身利益要求，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农民可以借助媒体，来表达自身利益要求，利用舆论工具进行的政治参与活动，这是一种间接性的政治参与。伴随着我国农业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我国社会民主进程的发展，农民运用新闻媒体的力量来表达利益、反映意见将会更加普遍，因为这种参与政治的形式具有其天然的优越性，就是成本低，见效快。最主要的是国家应该把农民来信、来访、来电，向新闻媒体反映不合理现象和问题的程序和方法通过立法规范化，并出台《新闻媒体接受农民来信、来访、来电处理办法》，促使新闻媒体认真对待这些来信、来访、来电，分类处理。一些典型的和重大问题的来信、来访、来电，选登出来，以引起社会舆论和有关部门的重视，为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打开途径。
五、结束语